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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5年没回家，为了能让你更好的阅读本贴，需要了解的开篇小故事
我和大贲喽，险些被热死在1998年的寒假。
作为子校的足球健将，我俩跟着一群低年级的小兔崽子差点就跑虚脱了。在水房用自来水冲了脑袋，光着膀子坐在消防楼梯顶上的阴凉地儿吹风，抽完几根窄版猴和白公主都没缓过劲来。这是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其他同学全憋在家里，搞得就像都能考上大学似的。夕阳牵着教学楼的阴影一凳凳扫过楼梯，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好玩的新鲜事，唯独提起半年后的未来光景全都像嘴巴被打了麻药。突然，贲喽从地上捡起半截粉笔，在墙上激扬挥毫，写下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字——高考的考场就是人生的战场！！！
前年春天开始，工厂效益每况愈下，很多工人老大哥，那些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们天天在家游手好闲打麻将。平静的家属区大院在上班的时间变得热闹起来，仿佛一艘四平八稳的巨轮突然意外搁浅，短时间沉不下去却再也动弹不得，从VIP到三等舱的人全都跑出来在甲板上乱窜，混乱极了。家属们在楼下养鸡，它们温顺无知，在墙缝里的苔藓和满地的杂草中觅食，黄昏时撅着屁股蹲在自己刚下的蛋上，等着被主人拎回柴棚里去。起初工会总来干涉，说饲养家禽是违反厂风厂纪。等到纠察队过来抓鸡，男人们继续打麻将，老娘们全都冲出去，个别手里还轮着烧蜂窝煤用的炉钩子。混战一场，厂领导见群众长期没有蛋白质摄入已经发疯，只好躲回办公室研究新的精神指示去了。
几年前我们旁边一个上海搬过来的三线工厂停产，厂长跟假台湾人签下不平等条约，2000多职工家属生活当场没了着落。厂区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家属区永远断水断电。工人们每天去周边农村揪菜叶薅萝卜，本地最凶恶的农民也不敢在他们厂周边种地，如果那会有谷歌地球的话，他们厂看上去一定像个建在隔离带上的监狱。工人们没活路，结伴去卧轨，堵路，要求混蛋厂长出来说话，但混蛋厂长出国找儿子去了，只剩下倒逼科长们出来捣浆糊。工人们不干，来了很多警察，拉走几个领头的，然后所有走投无路的工人全都要求被带走，本地警察丝毫不同情这些从前用鼻孔看人的上海鸭子，工人们就用警察听不懂的上海话骂警察是戆逼，和厂长同流合污。直闹到天黑，就近企业的下岗工人和农闲的村民们全都跑来看热闹。有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对着人们讲述生平，从三年灾害讲到知青下乡，从支援三线讲到一刀切下岗，我最早的中国现代简史启蒙教材全部来自于她的口述，后来她也被拉走了。
我们厂虽然还没倒闭，但职工们早有共识。最没出息的厂子弟只能进车间上大班“把床子”——每天手握摇把撅屁股弯腰趴在机床边上，用60年代仿制苏联的破机器源源不断生产出一些廉价钻头滚刀，不分早晚不论寒暑，上班跟铁麻花搏斗，下班用锯末渣洗手。如果到55岁退休工厂还没有倒闭的话，撒泡尿都是一股油泥味。可我们是高中生，因为没有上过厂办技校所以将来只能做临时工送料，每天推着小推车把成吨的铁块运出去。
“把床子”的是傻逼，送料工连傻逼都不如。想跟师傅溜须拍马学技术，给车间主任打点变成“把床子”的正式工，就要每天被师傅各种打骂，干最脏最累的活，赚最低的工资。送料工兜里常备两包香烟，自己抽窄版猴，给师傅上红塔山，这些抽红塔山的很可能就是当初子弟校里的学长或者住在自家前楼一起长大的小崽子，他们一旦有了丁点的权利就恨不得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里都生出铁刺来。所以一提起“把床子”三个字，同学们宁愿把自己憋在家里假装用功也不会出来被楼下织着毛衣看着鸡蛋的闲老娘们指着后脊梁说，看老王家的孙子，从小就是学习不好没出息的货，不但他是个完蛋的货，他爸一辈子也是个把床子的。
一开学，天气恢复正常。厂锅炉房总是断煤，管道也因为年久失修四处漏水，暖气一股一股的，大家又重新穿起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坐在教室，把成批的脑细胞赶进黄冈中学的毒气房里活活溺死。子弟校40岁以下的老师尽是破烂专科毕业，50岁左右的多是工农兵大学出身，被他们送进大学就像骑着28加重去参加环法大赛，先天不足全靠自己猛蹬。即便如此，这帮趁着当年工厂效益好，托关系走后门进来的老师们还总语重心长的说，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们就完了，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但自以为相当励志。四月初的时候，子弟校里唯一的美术老师马大眼带我去西安考美院，上学期为了说服我成为建厂以来第一个报考艺术类院校的厂子弟，这个婚姻失败的老光棍可谓煞费苦心。在工厂里，美术老师只有红五月歌唱比赛的时候才能体现价值，他们出黑板报，写美术字，剪窗户纸，各班抽调的学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听他们指挥。工厂一年不如一年，从干部到技工有点路子的人都想往外跑，谁还有闲心组织业余文化生活，马大眼现在就是个笑话。
大概是出于鼓舞士气的目的，马大眼每天都给我说美院文化课要求很低，专业水平要求也不高，尤其不计数学成绩，简直就是为我这种代数白痴量身定做。因为学费最便宜，招生人数最多，所以我要报考的师范专业有两三千人报名，招15人。后来听说那年报考美院的考生有一万多人，只录取了118个。专业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我拿给马大眼看，他到处跟人吹牛这孩子今年本科没问题，然后私下里一脸失望给我说看来你只能上个破烂专科了。我心想专科怎么啦，你不也就是个专科生吗，话到嘴边又怕伤他面子。对于马大眼来说，我是他在这个厂里唯一能体现存在价值的东西了。他叫我问家里要钱买了很多画册然后一起临摹，免得自己憋在宿舍画裸体女人被保卫科长破门而入沦为全厂的热点。
其实我们这以前有个正经美院本科的美术老师，记得他还正常的那些年也曾和蔼可亲过，偶尔写些小诗，心情好就在课上卖弄卖弄。一个画黄画的还喜欢写酸诗，这在工厂里就叫装清高，算是重刑，人人得而诛之。老头后来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提着标枪来上课，说要把我们这些工人家的狗崽子挨个扎窟窿放血。刀疤德总拿着水桶盖被美术老师用标枪追得满屋乱跑，我们都很喜欢看这种枪版《角斗士》，为了让野兽更加凶猛还会用纸团砸美术老师的脑袋助威。老头后来不知道是提前退休还是被关起来，突然就在厂里消失了，反正厂里总是不缺新笑话，没人会再想起他。不管怎样，现在厂里又有两个整天背着布画夹供人说三道四的傻逼了。
我去考试的半个月学校里出了件大事，操场边有颗大杉树被劈成两半，校长在主席台上正假模假样的给优秀少先队员戴红领巾，救了他一命。
专业科目考试已经结束，我也懒得复习。只记得那年4月份下了场鹅毛大雪，五一一到又都换上短裤短袖，这么好的天气不找人一起出去玩实在是虚度光阴。
关于我的同学发小，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父母沦落于此，我们从小被困在围墙里没处可去，变成一群用来互相打发寂寞的伙伴。学校里的老师的看法就更加透彻，他们总说，你的所有同窗，尤其是找你出去玩的那些，都是你的敌人。哪怕现在多看一道题，高考就可能多撞见一道，多对一道题就是好几分，多好几分就能挤掉千八百人，挤掉千八百人就能上更好的学校以后找更好的出路。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一半的小伙伴挤进了社会，现在，请继续！即便如此，临高考我还是跟老黑、贲喽趁爸妈不在家偷着骑车跑到附近镇子上看了场黄色录像。老黑要考体育学院，所以他专业课一考完也不想复习，贲喽他妈早就做好了进城复读的打算，我们仨就这么结伴出发了。90年代末正是香港三级片的没落期，大家对人性最基本的需求越来越直接。大屏幕上只要超过10分钟不脱衣服就有观众起哄大叫换碟，换欧美，老黑在后排旮旯里一眼就看见领头的是我们数学老师。那个年代录像厅的规矩是24小时放映，只要不出这个门就能在里边看一辈子。数学老师得偿所愿之后马上从背包掏出面包往嘴里塞，屏幕上的黑人裤子一脱他连嚼都没嚼就吞进去了。贲喽说再有一个礼拜咱就毕业，还跟这些老师有个球关系，可我和老黑还是不敢。
某次下午放学后孙大脖子她妈来学校找她，正撞见刘瞎子家儿子在旮旯抽烟，回家就到处跟邻居说这孩子吸毒，厂里很多家属居然他妈的都信了，小瞎子一个学期都灰溜溜的。虽然还有一个礼拜就能考出去，我也不想叫人在背后指着我爸说就是他儿子看黄色录像被学校老师堵录像厅了。我跟老黑拉着贲喽三步一回头的往外走，他激动的差点大叫起来，“别急别急，还有匹马！”
从录像厅出来雨水就迫不及待的砸下来，那场雨下了很久，直到所有的河沟都灌满水。我们穿着外套去高考，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紧张，我坐在考场里面浑身发抖。
我们家虽是工人家庭，但是规矩比厂长家里还大，结婚前不许抽烟，不许进游戏厅，不许去录像厅，不许谈恋爱，不许打台球，不许看闲书，不许去其他厂，不许在小公园游荡。现在我可以自由出入游戏厅，可惜里边什么认识的人都没有，高考一完同学们就集体失踪了。菜市场充斥着各种传闻，乔大宝家的孩子乔小宝学习好考上了北京的学校，赵光腚他爹赵厂长有本事给他弄进了上海某所大学。后来我又一次性见过他们很多人，因为校长的爹死了，校长正在省教委操心操肺的给大家看成绩，只好带着我们的爹去厂追悼厅给校长的爹挨个塞红包尽孝。
1998年还有个很奇怪的事就是死人多，刚过完元旦老黑笑话孙大脖子戴的黑胳膊箍上红布条贴得像纳粹，没出两个礼拜自己也戴着纳粹标来了。贲喽笑话他俩，一个月后他爸爸肝腹水，我们全班下了晚自习去厂追悼厅磕头，再后来老猪她爹看《我爱我家》的时候笑死了，我们又是下了晚自习集体过去。总之那一年不知道是怎么了，班里总共才20来号人，高考完了还要忙着去哀悼谁。
他妈的我居然落榜了，虽然高出陕西省艺术类专科录取线已经10分，虽然我们送完红包之后校长在省考试中心接电话的时候胸脯拍得啪啪响，虽然厂区大院所有布告栏的喜报上都有我名字，虽然子校老师已经从厂里领到了我那份高考赏金。我每天憋在家里，电视不停的播报洪峰灾情，重庆失守、武汉失守、九江失守。。。我这边是二本失守，专科失守，文史类失守，艺术类彻底失守。。。
整个夏天收到40几张录取通知书，学校的名字各出奇葩，有北津大学，有菁华大学，有西安交通大学秦腔艺术学院，还有四川音乐学院川菜培训学校。对门住着同班同学大米，在失踪一个月之后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大米说他已经去西安的民办大学考察过了，自考文凭全球公认，劝我别在这个没有前途的地方继续苦熬下去，然后把所有未来卷进几件新买的破衣裳拖着拉杆箱丁零当啷的跑了，临走还扔下一句，你以为复读就真能考上吗？别做梦了！
我万念俱灰，回家问我妈要5块钱打游戏机，老娘问我干嘛，我顺嘴就说买复习资料。我妈正处在生理衰退最汹涌的时间段，俗称更年期，当场脸红脖子粗的把拖把在地上捅得咚咚响，然后用一个人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叫我想好了再回答。我才反应过来已经高考完一个多月，这么撒谎撂屁纯粹惯性使然，赶紧扭头往外逃，身后是拖把簸箕砸在地上发出老娘心碎的声音。刚出院门就被一个比我低两级的学生他妈堵在那，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说：“小王，我是阳痿的妈妈，侬认得吧？不认得也不要紧，阿姨就是想问你今年高考考的怎么样，题难不难，得了多少分，考到哪里去了？”我假装没听见低头猛走。从大野地里绕一圈然后走游戏厅的后门溜进去，前门总有家长像地下党盯梢似的守在那，谁敢进去第二天就会传遍菜市场。在我们厂打游戏机犯了没出息罪和败家罪，落榜之后还在厂里晃悠犯了恬不知耻没心没肺罪，按从小看到老的理论，数罪并罚只能上三班“把床子”然后偷厂里的生产物资被抓去劳教。
刚玩了两个游戏币边上就有小孩斜着眼跟我说你爸来啦，你爸来啦！这小崽子演技太过浮夸，导致我的情感被完全带入，心里一紧差点就要扭头往外跑。我爸说来找我回家谈谈，他俩前阵子背着我偷偷商量，求我爸的徒弟刘大明白找关系带路去给厂领导送红包，好让我做临时工进厂送料。我当场就急了，说在这个狗屁工厂做临时工还要找关系？我爸马上告诉我要识时务，厂里下岗工人那么多，每年当兵回来的子弟又要安排，个个推起小车都比我力气大，从部队里锻炼出来又都善于察言观色，硬件软件我都拼不过人家。
我妈马上安慰我，说我是高中生，按学历比那些当兵的技校的都高，又会画画，进去出上几期黑板报，车间主任一看你小子还有两下就能早点转正把床子。家里再找找关系进宣传处，过两年厂里推荐上个成人高考，学费杂费全部报销不说工资照样按月发放，出来立马享受干部待遇，连我爸都没这个机会。我妈还说楼下老武家的二闺女还是正经在西安上的大学呢，一毕业不也回宣传处上班了，厂里又给分房又给养老，你真大学毕业不也就是要的这些。
按照现在的境遇，我只能凡事都往好里想。如果都像我妈说的那样，这套组合动作全都成功，我就能从临时工送料到把床子工人，通过成人高考直接走向人生巅峰，成为宣传干事。早上一来，先给保温瓶打满开水，给处长洗干净杯子沏点茶，自己也从处长的茶叶罐子里掏点好茶沏上，要是老子心情好的话也给武老二倒点，然后坐在办公桌边上一天天拿着报纸陪夕阳西下。有时候那些半文盲工人和自以为是的子校老师，会从门缝挤进来求我给厂报投稿，工人要想发书法作品必须送红塔山，子校老师想发文章必须挨个叫家长。可长此以往又没什么意思，我生活圈子里只有武老二一个女人，比我年龄大不说，也不知道是哪棵树上结的，长得跟冻梨似的。别看武老二那个长相，因为她爸爸是车间主任，屁股后边追求者还不少，但她必须去找厂长的儿子结婚，厂长的儿子想跟局长家的闺女结婚，局长家的闺女想跟厅长家的儿子结婚。轮到我要结婚的时候，处长会像福利分房一样的分给我一个纯天然六根手指或者被铣床加工成四根手指的姑娘，因为适龄女青年在工厂里是稀缺资源，五根手指的都跟科长家的儿子们结婚了。
马大眼来了，问我暑假画画了没有，我说我马上要去当临时工送料工了。马大眼压着火搬出来一个励志故事，说在拿破仑时期，有位将军在拿破仑面前屡战屡败，灰溜溜跑进一座破庙。正在愁容满面、一筹莫展之时，他发现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拉到墙角边的丝线，被风一吹就断。蜘蛛毫不气馁，哆哆嗦嗦重新上墙，经过无数次失败以后依然迎着风向前。将军看到这一切不禁流下热泪，连一只弱小的蜘蛛都知道永不放弃，更何况自己还是个老爷们。他朝蜘蛛深深地鞠了一躬，迅速地走出去集结被冲垮的部队，准备下一次战斗。终于在滑铁卢一战，大败拿破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故事听得我们一家三口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虽然后来我领到的新版英语教材里发现有篇文章特别眼熟，但当时还是决定去复读了。
厚着脸皮到子弟校报道，一出门就遇见楼下放鸡的闲老娘们问我大学生活怎么样，吓得我头也没回的跑开。刚进学校大门教音乐的老陈站在墙角偷偷叫我，他拿着厂报东张西望的小声招呼，像是街边卖黄盘的小贩。老陈指着厂报上的名单问我不是明明考进汉中师院吗怎么又跑来了，昨晚上厂电视台新闻里也播过。
老陈是七十年代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谁也不知道他老家是哪人，北京职工跑光以后仍坚持着北京口音，被大批东北职工拐带的更像是去了河北保定。老陈既不写诗也不会在小黑屋里画些伤风败俗的东西，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老婆搞破鞋的人以后，天天躲在厂公园小竹林里吹笛子。笛声凄惨悠扬利箭般穿越半个家属区，撞向工厂区发出的巨大金属噪音，瞬间消亡。以至于职工们一抬头就看见天空中有个戴着绿帽的傻老爷们哭哭啼啼一遍遍用脑袋不停撞墙，背后都笑他是活王八。老陈其实特想把我们归成一类，但是同样戴过绿帽子的马大眼也瞧不起他，他俩一个是把媳妇堵到家里捉奸在床主动提出离婚，一个是老婆到处睡老爷们在外面假装吹笛子不知道，档次不一样的。
老陈拉着我说眼光别太高，有专科就先上着，咱们都是搞艺术的，在这个厂里不好过。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心想老陈你真是忍者神龟就跑开了。到新班级报道，两个月前这些还在读高二的小兔崽子现在已经变身高三校霸。一进教室，所有人都从他们带死不活的眼皮子下边一齐投来视人犹芥的炯炯目光，有个我不认识的女生甚至故意放大音量却假装压着嗓子说，“要是我考不上大学才不回来复读呢，丢人现眼。”
从今开始我每天的上学路线是出门直奔大野地，然后冒着被农民抓住毒打的危险趟过一片片玉米地从操场背后的旱厕围墙翻进来。不要以为这话耸人听闻，在围墙外的世界，钻农民的地就是死罪。
我爷爷那辈来建厂的时候，家里孩子多得吃不上东西，全家都从哈尔滨被骗到5000公里外的深山沟，说是来的都有大米饭，后来发现这个蛮荒之地确实只有大米饭。我叔叔他们刚过来的时候都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刚刚在城市里目睹了各种暴力武斗。一个班的老师同学，轮番占领教学大楼，不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见着人就往脑袋上招呼。有冒死爬墙攻城的勇士被标枪从嘴巴插进去屁股戳出来，烤鹌鹑似的挑在半空。巧得是双方你死我活都为了保卫同一个人，更巧得是那个人远隔千里根本不知道大家要保卫他。那会这山沟里的工厂尚未建成，少年们终日无所事事，多余的荷尔蒙没处释放。刚好赶上建厂征地跟本地乡民摩擦不断，厂里一卡车一卡车的拉着他们去干群架，大城市来的殖民者誓要打出一片新天地。后来他们老了，生出我们这些没有战斗力的独生子女，就只能被干。旦凡一个单独的厂子弟到外边去或者一个单独的农民娃到里边来，都要做好鼻青脸肿去卫生所报道的准备。
现在的班主任换成了宋大歪嘴，因为厂里去年高考的赏钱早已到手，估计他的心情就像绑匪拿到赎金以后还看见人质每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似的。又因为我不属于应届生，学校要问我父母开高价，这一来一回他们就在我身上来了个双向收费，而且还都是我爹妈上杆子愿意的。有次起的晚了，正赶上全校师生在操场上搞什么狗屁大会，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我都傻了，校长用大喇叭对我发出了杀猪般的呐喊：“王和平！你怎么能从厕所翻墙进来呢！到主席台来报道！”。往好里想，我再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一个人走大野地了。
十一小长假，老黑从学校回家找我，背着把红棉吉他现场弹唱一曲《青春》。后来我才知道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一首吉他谱子了，只是这种乐器在我们厂早已绝迹十多年，老黑的形象立马高大起来，让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幻想和期待。老黑给我说咱们从小都喜欢摇滚，等我明年考进他们学校，正好他本科我专科还能在一起上三年大学，搞个乐队，扔给我两盒打口带就要走。我说你现在上学离家又不远，怎么每个周末不回家来找我啊，他假装特深沉的说大学生活你不懂。有次我借着进城买颜料的机会一早去学校找他，结果整排宿舍敲遍，一个人没有。后来我问他周末怎么都不在宿舍，他说你当还是高中吗，周末躲屋里背单词，大学的生活你不懂。如果有朝一日我跟老黑还能好好坐下来聊聊，我只想给那孙子说，你的生活我他妈确实不懂！
宋国庆回来复读了，他是比我高两级的优等生，两年前考进中央财经学院，因为偷女同学内裤被学校开除。老师们喜出望外，因为在国庆身上两年前已经捞了一笔，现在他又来送重点大学赏金，这样的学生越多越好。我起初以为我俩应该惺惺相惜，也想上去凑凑近乎，结果根本无法近身。连那个说复读是傻逼的女生也主动凑上去，每天打听大学生活顺便辅导功课，因为她知道，本校所有的老师，没有一个考得上中央财经。
厂里为数不多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就只剩下三两个当初上技校的初中同学，现在每天上大班“把床子”，搞不好随时要下岗。因为初中一毕业他们就已经被公认是最没出息的厂子弟，有几次在马路上撞见，对我当初的好高骛远报以幸灾乐祸的微笑。
我每天一个人蹲在马大眼的办公室不敢出去，偶尔到家属院的垃圾堆里抢在捡破烂的下手之前又趁职工家属没看见的空档翻两个瓶瓶罐罐，跑到水房洗洗干净，当作写生的静物。房间外面，老陈弹着那首万年不变的《致爱丽丝》，伴着学生朗读的声音，这声音伴着我长大，却又如此陌生。马大眼现在对我越来越没好气，每天只是催我快画，多画。他还给我立下规矩，不许抽烟，不许瞎玩，不许上数学课，最夸张的是不许早恋。
有些晚自习课，我经常一个人躲在防火梯上发呆。明明几个月前还有小伙伴们一起在这谈天说地，时间突然就带着少年时光呼啸而过，把我扔在这个沉闷而又封闭的隔音间，任凭我抓耳挠腮歇斯底里也没人听见。有时候我会想，走出去的人，他们会怀念这里吗？
那些伟大的文艺作品里，每个人都有故乡，有条母亲河什么的，而我们就只有这个母厂，听起来既不文雅也不高尚。如果农民的孩子热爱土地，渔民的孩子热爱大海，所有人看待这种情感都是正常而又朴素的，而我这个工人的儿子如果我说热爱机器热爱围墙，怎么看都觉得像个傻逼。
高三的董黑子一个人哭魂似的沿着楼梯走上来，并没有看见我，背身站在栏杆边不动了。我真怕她会跳下去，这在我们厂不是什么新鲜事。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小燕的妈天天念叨着要自杀，因为被排挤到厂外很远的大野地里去看井房，永世不得翻身。有天那女人真的失踪了，小燕他爸叫小燕出去找，正赶上小燕他妈从天而降砸了个正着。老娘当场就挂了，小燕在医院躺了一个月，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爸已经给他找好新后妈，从这以后他走路再也不抬头，不跟所有人说话。
我吭了一声把董黑子吓了一跳，问她大晚上在这干什么呢。董黑子马上假装镇定说学习压力大，我心想她那个学习成绩也就别谈什么压力了。虽然明知道她连首《卡农》都弹不全每天折磨的邻居内分泌失调，也只好善心大发安慰安慰她。“听说你会弹钢琴？可以再深造深造考音乐学院呀，总比什么都考不上要好。”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得体地跟人说话了。
结果这娘们不识抬举，说知道自己钢琴弹的不错，但是她不会和我一样为了上大学而考这些不正规的学校，尤其复读更是不能接受，说完就拂袖而去，不过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更像是把擦鼻涕的卫生纸顺手扔掉。临走她还指着墙上的字扔下一句：“高考的考场就是人生的战场！你从一开始就失败了！”留下我继续呆若木鸡。
寒假来临的时候，大批小伙伴回家探亲，总站在马路中间交流大学生活，生怕遇不见厂里人似的。刚下楼就碰见大茄子，她满脸堆笑像圆规一样岔开小腿全身扭动着朝我招手说“HI，你现在在哪里？”搞得我特不适应，红着脸搓着手说我现在就在厂里啊，你呢？她说：“我在天堂呢！”多亏我反应迅速，想起来这娘们去年考进了杭州的一个什么狗屁技校，要不我还当她大白天撞见鬼了。虽然我不信鬼神，但这个寒假所处已非人间，就连澡堂子里都总有几个傻逼晾干了不走光着腚眼儿坐在那等熟人臭显摆。我要么憋在家里画画，要么自己跑到大野地里烧芦苇，赶在农民拎着锄头打死我之前跑掉。
在这个寒假，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开启了崭新的人生，他们巴不得早点换掉身份改掉户口跟这个山沟围墙里的破烂工厂彻底决裂。与其说我怀念他们，倒不如说怀念一起苦守寂寞工厂的日子，如果我有天出去，也要把这个狗屁地方忘得干净。
眼看一个学期全都过去，我的绘画水平进步缓慢。马大眼本想借我这股东风找回存在感，叫学校买点画具招点学生，现如今办公室里只有我这个闷屁和几个我捡来的烂瓶子。家里是没条件买石膏像，那一年画得最多的水果就是橘子，因为两毛钱一斤。每次叫我妈去买水果她带回来的都是橘子，还叮嘱我要在坏掉之前吃光，那一个冬天我吃过期橘子吃得胃都要穿孔了。
有时候，我会偷家里的钱到厂外的游戏厅和不认识的人一起联网打红警。游戏厅里装满了和我一样被社会抛弃的人，不知道是对这里的气氛着迷还是对游戏本身上瘾，竟成了常客。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偷了20块，狠狠的在里边泡了一个白天加通宵。头晕眼花，嗓子眼长毛，然后站起来对自己说，去把失去的都找回来。
一过完年，马大眼就要带我去西安，学校不同意。最后他冒着我被开除的危险，硬是把我送进他大学校友办的考前班。就像马大眼说的，我缺的不是时间和努力，缺的是环境。在考前班里跟几个水平很差的农村孩子一起，我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反正把耳机一戴这个世界就跟我没关系了，正好可以埋头画画。画班条件非常艰苦，租住在一间住宅楼，所有的床都是地铺，没过多久我就浑身生了疥疮。我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点钱就去找老黑开荤，不过多数是他买单。
我现在离老黑非常近，他骑车带我去学校看当地乐队的摇滚演出。一进校门陕北人喜力已经等候多时，他说话的口音带着高原上的黄土，他的脸就像黄土高原。老黑跟喜力说我是学画画的以后要上美院，我还没来得及谦虚一下就被他抢过话去，站在路中间大喊“我仍四了一个艺术家！”来来往往的同学们谁也没多看他一眼，估计这孩子在学校早就是名人。
盖浇饭这种东西对于穷学生来说算是高级货，要四五块钱一份，米饭可以随便吃，但是吃面只要一块五。点好菜喜力站起来就往厨房走，自己先舀了碗白饭几口吃光，老黑赶紧给我解释说他们最近很穷，好几天没吃饭，喜力也是体育生，应该是饿得快死了。菜上来以后喜力舍不得吃，叫我多吃菜，自己把我吃剩的菜汤全都倒进饭碗，一共吃了五碗。之后我们穿过校园，直奔阶梯教室。乐队这会已经开始调音，然后是几曲翻唱唐朝黑豹的歌，最后以《夜色》和《国际歌》收尾。我们都站着看完了演出，差点把教室里的桌子全拆了，几个蹩霸女生上去索要签名，老黑还找bass手当场拜师。时隔多年，Metallica来上海演出的时候，我都没有当晚那种兴奋。喜力现在陕北老家教书，普通话干脆一点也不会说了，我激动着打电话说我要去看Metallica，他正忙着带老婆孩子守在印刷机旁给学校印试题，说：“绳吗乐队？我听不清，是我们榆林的吗？”
只用了一个月多时间，我的每一张画都可以达到美院考试90分以上的标准，现在已经没什么好进步的了，因为美院考试的满分也就是90多分。我偶尔去老黑的学校找他，陪他们军训，上课，顺便帮其他没来的同学点名喊“到！”老黑和喜力的同学也都对我不错，从来没把我当落榜的高中生看待，就这样我开始了最初的大学旁听生活。公共课的时候我遇见几个去年在西安考前班里画得像屎一样的学生，心想如果我今年考进来岂不是还要做这几个废人的学弟。
眼看4月份美院报名在即，我完成了闭关苦练，卷铺盖下山。临走画班老师说今年不出什么意外我美院是上定了，劝我报考油画或者版画专业，我说我妈只能负担得起师范专业学费。
信心满满回到学校，宋大歪一脸的不爽，我说“宋老师，美院马上要报名了，能不能把我那份《陕西招生报》先给我，我好早点去西安报名。”
宋大歪更不爽了：“你以为马大眼是谁？是班主任吗？是校长吗？你跑出去缺课那么久，把班里的风气都带坏了，到现在还想搞特殊化？”
半个小时以后，我灰溜溜地回到教室，早就没了前些日子在大学里的潇洒快活。转念一想，还有三个月我就可以彻底离开这群傻逼，考上大学对我现在来说根本不算难事，别把宋大歪惹急了不叫我去高考才是关键。在我们厂里，哪怕觉得自己再有理，搞特殊化就是不对，除非你爸是厂长。
为什么子校的学生都这么怕老师？因为这些狗日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没有跟他们的家属互为人质，那就可以随便把你想羞辱就羞辱，想开除就开除。我家楼上的猫头鹰，在小学部做值日，把满院子落叶扫进垃圾堆顺便付之一炬。这是标准流程，学生们一直都很喜欢，争着去放火，可没想到那天垃圾堆里有化学实验室扔进去的废料。一声巨响之后全校师生都顾不得上课趴到窗户跟前看热闹，这个倒霉蛋满脸雀黑哭嚎着被抓狂的班主任踢躺在地胡乱猛踩。我们看见有人倒霉都很高兴，更何况从来没在周星驰的电影以外看见过谁的脸能被炸得那么黑。后来大家才知道那会猫头鹰的眼睛流了很多血，不光眼睑被毁容，视力也落下终身残疾，他们班主任除了揍他以外什么都没干。出了这档子事换作现在的上海估计校长都要进监狱了，那会学校先下手为强，以猫头鹰违反校规为由把他开除。猫头鹰家里找学校要说法，屁也没得到，还被学校老师在每一个班宣传，说这孩子顽劣不化学习很差死不足惜。在90年代充满虚无主义气息的工厂大院，同情心在老师和领导示意之后才敢泛滥表露，尤其不能反驳老师，导致很多人发自内心地觉着猫头鹰是傻逼。于是所有人都一起嬉皮笑脸的跟着说，就是就是，那孩子真活该。
被开除有多可怕？厂矿大院里的人，从小就不跟当地发生任何关系，连方言也听不懂。一旦被开除，因为离城市很远，没有办法进城上学，只能每天天不亮起床，骑十几公里自行车，穿过危机四伏的农村地区到别的子校念书。所有的子校都一样，大家在一个封闭环境长大，好容易遇见生面孔就会想方设法在他身上榨取生活乐趣。小萝卜高二刚来的时候，所有的书信都被我们打开来看过，情书还让班里的坏小子抄在黑板上全班朗读。要是敢反抗，大家就会把他按住，脱掉裤子揉硬了二弟直挺挺扔进女厕所。学校老师在班里每每用开除猫头鹰吓唬我们的时候，我可不想落得小萝卜一样的下场。
眼看就要到去年美院报名的日子，我硬着头皮又去找宋大歪要报纸。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想有点高考信息全靠《陕西招生报》了。宋大歪看我又来了，不耐烦地把关于特殊化的台词又念叨了一遍，到最后被我磨叽得没了脾气，叫班长过来取报纸。
拿到报纸的那个下午，是1999年陕西省艺术师范类专业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
宋大歪掩饰不住慌乱，跟我一句话都没说，急忙跑到校长办公室给省考试中心打长途电话，我爸妈也被叫过来接受严厉的批评教育。临到最后，校长对我家人使出缓兵之计，说悲剧既然已经发生，现在就算把学校告赢省里也不会为你们改期，但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家长，叫儿子考这种不正规的大学不说，还不来上课，搞特殊化。如果我家不给学校找事，后几个月的参考资料钱就不收了，明年再复读学费全免。
学校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我整天躺在床上，床在下陷，像是一口棺材，四周的水漫过来，把我淹死在一场梦里。一个复读的学生忙活了一年结果没参加高考，我又成了厂里的笑话。五一的时候老黑听到消息，回家来找我，把我救走。
躲在老黑在校外跟喜力合租的农民房，那房子孤零零的像炮楼一样立在远离学校的稻田中间，他跟喜力没课了就来陪我，弹吉他唱歌。喜力把他省吃俭用买的二手Epiphone给我玩，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摸电吉他，虽然不会弹，但拿在手里感觉自己就是Slash。出租房里有几箱子摇滚磁带和杂志，我每天塞着耳机坐在老黑或者喜力的自行车后座上背着吉他满学校乱转，他俩怕我心情不好随时会停车掏琴出来给我弹一段，根本不在乎周围的学生怎么看。有天我又看见那几个去年考前班里遇见的傻逼，我现在挺羡慕他们。
毕业的季节到了，校园里场面壮观，这里有个雕塑是四根柱子顶着一个巨大的圆球，俗称“四年大学顶个球”。无数青年男女在这合影，他们痛哭着，亲吻着，做出各种疯狂的举动。喜力带我穿行在体育系大四男生宿舍，每间房门都是打开的，里边摆着很多啤酒白酒，任何人进去都可以随便吃喝，但要陪着满屋醉倒的人唱《真心英雄》。男人们都光着膀子汗津津搂在一起，唱到情深处还会流出眼泪，最后不知道是眼泪浸透了睫毛还是腋毛湿润了双眼。
我们还去学校舞厅，本来这里都是青年男女们平时跳交谊舞的地方，也是一个高档消费场所，能轻易在里边花掉十几二十块，而且只收现金不刷饭卡。我第一次喝到鸡尾酒，调酒师是化学系蹩霸女娃，她兑出来价值6块钱的“绿野仙踪”跟风油精一个味道。现如今这个地方到处都横七竖八倒着醉汉，每个人都在尽情发泄自己。空气里夹杂着酒气汗臭和呕吐物的成分，有男生在角落里沉默的哭泣还有女生在暗处发出绝望的笑。老黑他们这所破烂大学，被我们厂家长一万个看不起。这的很多学生从关中农村来，马上又要被分配到最偏远的贫困山区，那里很可能还不如他们的家乡，眼前的这些将会是余生里最摩登的光景。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地亲吻告别，把最好的时光留给中年以后无限怀想。
混乱贯穿了炎热的六月，校卫和楼管们自动放假，随他们去闹，直到领到那件黑袍子，所有人都在彼此的生命里消失，像是互相石沉大海。
我在老黑学校晃荡了一个月才想起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我妈都要急死了，要我赶紧回家，说我爷爷快不行了。
我回到厂里，老头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骨头，他知道时日不多，为了给我奶奶多留点钱坚决不去厂医院。我大爷家有个姐姐，快40岁的年纪，闺女小学还没毕业就已经离过两三次婚。这个前公尽弃的老菜皮在厂里做临时工看自行车棚，因为在我家没什么便宜可占平时不大联系，这两天倒是跟我妈打得火热。她先说高考从来就不是公平的，你家儿子档案都提走了还不照样给撸下来，这里边全都是阴谋你们不懂。但是巧了，她在省招办认识高人，可以把我搞到大学里去，当然，要收少许费用。我妈在我经历了高考上线落榜和复读没去高考之后早已心力交瘁，巴不得我别再复读考美院，将信将疑开始动摇了。
全家人都在忙活我爷爷的后事，老头过年时候还回光返照坐起来打了两圈麻将，一开春说不行就不行了，据说能扛到月底全因我们厂退休工资每个月一号结算。他赤条条躺在床上，吊着点滴，整个人又黑又瘦，心脏把那几根肋排顶得七上八下，只有一块白被单盖在要害部位，猛眼看去像是躺在地上找眼镜的甘地。屋子里的人有句没句地聊天，老头唔哩唔啦的念叨着叫我听大姐的话，秋天上个大学，赶紧结束苦难的少年时代。说着说着就不对劲了，老头嘴里越来越含糊，最后一口气没上来，呜呼哀哉了。我眼看着老头的身体，一团铁青色扩散到全身，生命的光华逐渐褪去，把本来的肉色不知赶到了哪里。
整间屋子都炸窝了，有人给厂卫生所打电话，有人拿出吗啡往死肉里扎，我大爷死死掐住老头的人中，我大妈混杂着跳大神二人转京韵大鼓带评戏像拉警报似的唔嗷一嗓子就开始了鬼哭狼嚎。周围老邻居们闻讯赶来，小部分帮忙，大多数围观，屋子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
我趁乱偷了一包烟，跑到外边没人的旮旯里，点燃。那天真是个好天气，但我却记不得那时的心情。愣愣的站在法桐的树荫下，看着烟雾在光柱里飞升消散。老王头本是河北唐山人士，也许就像他一生钟爱的评戏段子里演绎的才子佳人那样，60多年前的某个好天气，王长工家里的某个逆子，瞧上了地主家某个小老婆的闺女邓氏，从此私定终身。年轻的老王头领着他女人私奔，跑出山海关，跑过黑土地，再也不想当长工的他一直跑到哈尔滨，在日本人开的猪毛洋行当伙计，生了九口孩子，没成想刚过上两天好日子就赶上老毛子南下，转身就饿死了俩。
怎么才能不饿死呢？厂领导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工厂现在要迁往内地，那有的是大米饭。秦岭有多高？陕西什么样？老王头从来也没想过。他继续跑啊跑啊，钻进了陕西的山里，于1999年6月28日，死在了秦川大地。
我们从小形容老人一般都是眼神里装满和蔼，皱纹下藏满谦卑，浑身上下都透着生活的智慧，只是后来我妈找我回去，看见我爷爷就这么死不瞑目的躺在混乱的人堆里。
我爷爷幸存下来的儿女们最终散落各地，入殓的那天因为除我以外所有孙子们有的赶不回来，有的要复习功课，我就走在队伍的前面，接受厂里无数来看热闹的闲杂人等的检阅。后来我们爬上大卡车，带着我爷爷的尸体，我大爷在车上撒钱，嘴里念叨着爸爸过桥了，爸爸拐弯了，爸爸你死了。。。
老王头骨灰出来的时候，只有我大爷家二姐的傻冒老公在那，还没等烧人的老汉轮锤子，我趁热抢走了一截腿骨。那傻逼吓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瞪了他一眼头也没回地走了。后来我给那截骨灰配了绳子，当作项链戴出包浆了才被我妈发现，问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我爷爷的骨灰，她也吓坏了。
成年人的感情总是令我感到困惑，我的叔伯大爷们先是在殡仪馆砸碎了老王头留给我的老式留声机，说是他们的爸爸要听评戏，然后由我大妈领唱在追到大厅里一起嚎哭得惊天动地。没过一会到了酒席，所有人破涕为笑，像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礼。我自己走到堆放杂物的墙根，抱起横躺在那的老王头遗像，之前没掉一滴眼泪，现在哭得稀里哗啦就像死了爷爷一样。我爸跟我叔他们过来劝，我没怎么搭理他们，强忍悲痛偷了几包烟，走出酒店找老黑去了。
在那个BB机盛行的年代，大家都活得像地下党。找个土公话告诉接线员一串数字，不一会老黑就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了。我们穿过大学校园的时候，像是上个月那些生离死别的青年人从未曾来过一样死寂。我跟老黑坐在走廊外面，他弹着电吉他，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扑向月光下一望无尽的田野。那天大家话都不多，我掏出了五六包烟扔给他，老黑问我哪来的这么多烟。我说死人烟，抽吧。
高考没过多久成绩就出来了，我一年没学习居然摸到了文史类专科的提档线，但事情在宋大歪他们看来可不是这样。子校老师开始在全厂盛传我是因为有了畏难情绪自己耽误了美院报名，现在又来拉低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了。这孩子抽烟逃课外加早恋，连考大学都只能考美院这种不正规的学校，简直就是厂里的败类，经本校领导一致研究决定将他开除。在这个7月，我的风头甚至盖过了那些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再一次成为全厂的笑话。
我大姐上门的密度开始加大，天天游说我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关键时刻还会拿我们刚死掉的爷爷出来说事，顺便挤出来两滴猫尿，将气氛推向高潮。我当然不信这个在山沟厂区大院看自行车棚的临时工有什么手眼通天的本事，但架不住我妈利令智昏。首先她是不愿意我考美院的，难考不说，我一年的学费能顶老黑四年，再就是我如果继续复读又要被全厂群众笑话一年，花钱不说，明年依然提心吊胆没有着落。
在家里跟我大姐还有我妈大吵一架，老黑跟喜力正在学校的车库里搞乐队，力邀加盟，我就离家出走了。喜力知道了我的遭遇，尽力照顾我，每次他煮的挂面都给我最大碗。我们每天早上从阁楼里热醒，老黑骑自行车带我到学校门口买上两个锅贴，一头钻进比阁楼还热的车库。老黑说像涅磐这种小乐队都是从车库里开始的，所以咱们的起点算是相当高了，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还要考虑国情。他们学校都是来自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娃娃，为了让他能更方便地泡上两个村妹，首先要排练Beyond的粤语歌，这样农村娃会觉得无比洋气。我们练不了一会就要跑到车库门口用滚烫的自来水管冲头，一定要打开一会才能伸手，否则有被烫伤的危险。喜力现在有个蹩霸骨肉皮女粉丝，是附近中专的女学生，别看她年龄不大，却是个十足的人肉榨汁机。每天早上我们路过小翠租的农民房都会鬼哭狼嚎叫一阵，即便这样，喜力还是骑着他那辆不知道从哪偷来的破烂女式自行车，很晚才赶来排练，打鼓的时候浑身冒虚汗，趁所有人措手不及的时候昏睡过去。
喜力是练中长跑的，耐力了得，即便这样还是抵挡不住小翠的再三压榨，他哪怕真是一片黄土，小翠照样能吸出石油来。有时候喜力会骑车带我们去河里洗澡，然后捡起河滩上晒得滚烫的大石头塞进满是大窟窿小眼的内裤，假装烫得自己嗷嗷叫唤逗我们开心，还说这个对提高性能力有显著疗效。晚上回来，阁楼里热得坐不下人，我们就从喜力的箱子里掏出一堆过期家庭类杂志，专挑夫妻问答板块，坐在走廊里大声朗读。楼下这会搬进来两个外语系的大三女娃，臊得她俩不敢出来，躲在热窑一样的房子里捂出一身香汗，想想就很刺激。喜力适时的掏出吉他，弹唱一曲《对面的女娃看过来》，姑娘们就在屋子里骂街，一来二去喜力摆脱了人肉榨汁机，跟正经女大学生谈起恋爱。
8月份的时候，大贲喽确定被北京大兴的一所学校录取，终于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闭关生涯，出来找我们。我和老黑邀请他去河里洗澡，他说那都是乡下人干的事情，然后请我们去游泳池里游泳。我跟老黑都没有正经的泳裤，穿着短裤跳进池子，老黑想跟一个细皮嫩肉的姑娘搭讪，不知道从哪漂来一坨新鲜的人屎，横在两个人中间不动了。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大便的密度小于1。
从游泳池出来，路边有一辆很酷的山地车，我给了老黑一个眼神，他二话没说拦下一辆夏利出租，掀开后背，我顺势把车扔了进去。这是我跟老黑从小到大第一次偷东西，没想到顺利得一塌糊涂，全凭从小一起踢球的默契。
现在我有自行车了，由老钳工喜力亲自操刀开锁。我再也不用再每天像个娘们一样坐在老黑的行李架上，然后我们就被抓了。
我们三个被分别关在派出所的小笼子里，只能靠手势和眼神交流，搞出一点动静就会被警察进来抽耳光。每天老黑会从他的那几十块钱里拿出几块，请警察帮我们在派出所旁边卖三个白馒头作为一天的伙食。水是限量供应的，想多喝两口就要吃耳光，因为多喝了会撒尿，给政府添麻烦。我觉得自己人生真失败，考大学上线不录取，复读没有参加高考，想做个坏人连偷自行车这种小事都不成功，以后怎么杀人放火报复社会。铁笼的一面墙上，写满了各种悔过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个傻孩子写着以后再也不沉溺游戏机了，下边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三国志一币通关秘籍。我困了就睡在地板上，饿了就啃一口白馒头，昏暗，潮热，觉得整个时空都扭曲了。
在里边蹲了两天，我们什么都没对警察说，但老黑最终还是扛不住求警察给家里打了电话。我妈这才知道我居然离家出走干了这种勾当，又惊又气。
回家以后，彻底丧失战斗力，我妈干脆给我大姐打去20000块钱。那一年，我爸月薪548块。每天，这个娘们都会来我家蹭饭，全厂职工都知道了她正在运作我上大学的事情，我大爷家人索性每天在菜市场里做广告，说谁家孩子考不上都能帮忙。
我在家里呆到9月份，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人又都拎着新买的PVC拉杆箱欢天喜地逃离这里了，我还在家里等消息。眼看就要国庆节，我大姐说你们这种走后门的怕人举报，总归去的比别人晚，我说我还是想上美院，她死活不肯，俨然已经成了我家的主心骨。
国庆节一过，这娘们消失了。
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大爷打来电话，一改之前家里出了大拿趾高气昂的态度，大意是我大姐为了帮我办事，被人骗了，要我爸陪他去西安找闺女，但是他家里困难，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全由我家承担。我妈心急如焚，叫我爸赶紧去找人，把钱追回来。
其实，我大爷从一开始就知道她躲在西安道北的出租房里。这娘们被她爹领回厂以后，连看车棚的临时工也做不成了。我妈天天坐在家里哭，我管不了那么多，觉得这些人都太靠不住，做人一定要靠自己。
我决定去复读，到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上海工厂子校，那边的老师看了下我的高考成绩又目瞪口呆听说完我的遭遇，简直像捡到宝一样。
第一天报道就被院子里的老娘们发现，现在我不光再次成为全厂的笑话，已经可以常年霸占笑星宝座了。走过几公里的乡道，在国道边坐长途中巴，下车再走两三公里到子校。我已经做好了被几个大汉按住扒光了扔进女厕所的心理准备，也做好了他们打我就逃跑的万全对策。万万没想到，这厂虽说上海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仍保留了江南地区只动口不动手的优良传统，跟我们这些东北搬迁过来的彪悍厂风有着本质区别。更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个专门的复读班，里边坐满了周边各个三线企业工厂大院的笑话，老师们见到我高兴得就像见到了高考赏金，搞得我居然有了点宾至如归的错觉。
我目标明确，内心坚定，按现在的文化课成绩和绘画水平，哪怕什么都不做来年也能上个破烂本科。唯一的绊脚石就是我妈，为了保持绘画水平，我经常要在家里画画，甚至会发疯似的一天画很多张。每当我绝望情绪开始泛滥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妈都会突然出现，叫我别画了，画了也考不上美院，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供得起毕业也没工作。还是老老实实把文化课抓一抓，上个文史类的专科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给她说，拿钱，买纸！
在这个学校我认识了胖娃，身高一米八五，体重200多斤，打篮球的时候能把我弹飞。这孩子手段极其残暴，谁都不怕，只怕他妈。有次一个同学在胖娃后背上贴了张猪头，被他按在地上暴打，脑袋上的血喷出去一米多远。数年后我去大学宿舍找他，看见胖娃光着膀子靠在烟雾缭绕的墙角，手里攥着一手扑克，嬉皮笑脸的叼着半截烟屁，身上画满王八，我知道这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胖娃了。
因为没有钱，不能去游戏厅里打星际争霸，我经常上课时间去厂外的大野地里。这个厂后山比较荒凉，被农民打死的机率较小，有个叫陈飞的总喜欢跟我一道。每次被班主任抓住，我总嘿嘿一笑跑开，因为这老娘们对于已经到手的升学赏金根本懒得操心。倒是陈飞，每次都被班主任拉去苦口婆心的单聊，说我是去年因为高考耽误了才没上大学，我的高考成绩，比文科班的很多娃都高，结果我还是个考艺术院校的，“你跟王和平一起瞎混，人家上大学走了，你就家里蹲吧”。这都是陈飞的经典台词，直到今天，他还抱着娃，在电话里跟我说，当初要不是我带着他逃课，也不至于落榜。我说你别他妈臭不要脸，当年你多半时间都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拉着那个八字奶的娘们丰胸，再过一节课你们就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厂里职工都跑光了，那么多空房子你当我不知道？每到这时候他就会话锋一转，开始怪胖娃，说胖娃才上初中就带他去看黄色录像，搞得他这么早熟。
同学老师都对我挺好，尤其那些姑娘们，她们大多家里条件不错，有好几个是厂长和大学教授的闺女，见我会画画就从家里偷她们爸爸的好烟给我抽，抽完还会买绿箭口香糖给我。这个厂建厂以来唯一的艺术类考生也被我遇见了，她是省艺校毕业的中专生，回家来复读考西安音乐学院。跟我一样，在她们厂里也是个笑话，看在我也是同病相怜的份上，她会趁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拉小提琴给我听。
我距离老黑实在太远，他来找过我一次，帮同学四级考试作弊卖答案。老黑现在为了组乐队花2000多块买了新贝斯，已经跟喜力欠了一屁股债，躲在出租屋里不上课每天只吃一个白馒头，饿得头晕眼花看见别人吃瓜子都想上去抢一把。有次老黑跟他班里的娃一起去医院卖血，学着老手喝下一大碗盐水，人家肚里都有底，他已经饿了好几个月，一袋子血还没抽完就放倒了。钱没赚到，差点还搭上了抢救费。
快到元旦的时候，每个人都像要重活一回似的兴奋。我独自跑到黑暗的大野地里，看见远处几个厂区大院的天空腾起焰火。然后就听见我们厂大喇叭里工会主席用“造反有理”的嗓音喊着新年祝词。
是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但跟我有球关系！
多年来，我混迹在这个厂区大院，有时候打架，有时候迷茫，有时候把女孩放在自行车大梁上穿过田野，忽然之间发现我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新世纪一到我们这辈人再也不是主角，我的父辈们也不是主角，所有人都像是死跑龙套的。
我每天一个人上学放学，有时候骑车，有时候坐厂通勤车，都在职工家属看不见的时候快速路过。连去厂澡堂也是天黑进去，赶紧出来。有次我看见子校的校长也在里边洗澡，不屑的看着我，手里搓着鸡巴。
寒假里小伙伴们再次聚集说是要办同学会，其实就是站在厂里的马路边一起吹谁的学校牛逼。最好笑的是那些当初根本没上榜，跑出去混了民办野鸡学校的也志高气昂地站在那侃侃而谈，我从澡堂出来刚好撞见，他们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自动让出过道。我心里不断重复着张楚的一句歌词“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
开学的时候我跟学校请了假跑到西安，坐了10个小时硬座一早出现在美院对面的罗家寨。现在是考试季，到处都租不到便宜的农民房。最终在村子的最角落找见一间，给房东交了钱就去找画班，忙活完再回来的时候房东已经把房子加价租给别的考生了。最后房东把我领到一间寒气刺骨的地下室，让我睡在湿漉漉的门板上。第一晚我就开始发烧，第二天又在里边躺了一天，别说画画，站起来吃饭的力气都没了。第三天我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咬着牙起来，跑到药店买了药，外面的阳光虽然温暖，但我根本站不住。吃了碗面回来躺到第四天，我意志消沉，觉得自己快死了，不过那样也挺舒服的，再也不用回到那个傻逼工厂当笑话，也算是一种解脱。我开始出现了幻觉，因为有个声音不停的叫我站起来回家去。
我妈也觉得挺意外，当初走的那么坚定，怎么就自己回来了。我没管那么多，在家又躺了两天。老黑和喜力来鼓励我，尤其喜力，自己穷得要死还给我借来一台BB机，NEC牌，竖着看的，附带126寻呼密码本。
现在已经是三月底，这次我不能再失败了。问家里拿了1100块钱，花100块买了张卧铺，早上出火车站坐46路，这次改在美院对面的郝家村找房，很幸运地花100块找到一间。但是西安是个贼城，钱不论放在身上还是房间都不保险。我身上一共留了几十块，把剩下的800块全都存到银行。
抓紧时间去画班报名，老板说现在是旺季，学费虽然还是9块钱一天，但要一次交10天，我只好把身上的钱全给了他然后开始画画。因为我交了一整天的学费，实际只能画半天，多画一个小时就能多挽回一块钱的损失。只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房间里没有被褥。
赶在下午4点收拾东西跑到银行取钱买被褥，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当场傻了眼，这个季节西安的晚上依然寒气逼人。掏出所有的T恤穿好，买了份南方周末坐在一堆叫做床的破木头板上。那期的南方周末用了一整版纪念科特克本，配了张他抱娃的照片，我迷迷糊糊的看完冷得睡不着。
第二天我又在发烧了，起不来床，直到被周围房间里中午回来的考生吵醒。随手拿过报纸，正是科特克本的照片，耳机里是涅磐熟悉的歌声。瞬间感觉天花板的裂缝越来越大，科特克本深出手来用楼下面馆老板的口音跟我说：“娃你嫑怕，卡姆艾斯油啊！”我赶忙揉了揉眼，吃了两片带来的药，强打精神去买了被褥，又坚持着在画班画到很晚。800块我一直带在身上，报名考试在这个人地两生的城中村生活了一个多月，再没有一点多余的想法。
没有什么能拦得住我了，那会我随身的磁带是NIRVANA的《Bleach》、《Nevermind》、《In Utero》，Metallica的《Metallica》，Cranberries的《Bury The Hatchet》，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Battle Of Los Angeles 》，地下婴儿的《觉醒》，许巍的《在别处》。只要把音量开到最大，就跟整个世界断了联系。
有时候我会跟隔壁房间的几个女娃聊天，其中有个胸部发育超常的榆林娘们叫尚静雯，我一见到她就想起喜力，顿时觉得亲切的不得了。我们一起转了很多画班，发现他们画得都不如我。我们又跟一万多人一起去美院排队报名，一起去考场霸占有利位置，一起去水房里抢水，每一次都有种要被人活活挤死的感觉。我像个输得只剩下内裤的赌棍，报了很多学校，一次机会都不想放过。
尚静雯说美院的考试太黑了，以后再也不上这个当。她们看见有学生在考卷上按图钉，有的按4个，有的按6个，有的按8个，都是给判卷老师的暗号。另外一个女生说这都是小儿科，人家高级的直接跟判卷老师打好招呼或者代考就一切OK了。我发现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不管做什么都蹦出一群高手说出很多耸人听闻的事，像是熟悉各种路数。我虽然将信将疑，但一下子没了信心，一考完试就马上卷铺盖走人。
尚静雯跑来送我，还专门给我买了件佐丹奴T恤作为分别礼物。她说她太天真了，本想能考进美院跟我谈一场恋爱，真是不出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她画得这么烂一辈子都上不了美院，以后等我考上了，假期一定要去榆林看她。
虽然每场考试都可以确定，我是整个考场里画得最好的，但几十个考场轮下来外加传说中的种种黑幕，我一下也没了信心。眼前的这个女孩跟我萍水相逢，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拿着T恤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就抱住了尚静雯。这娘们把我的手从她的胸上挪开，一下就把我推到墙角：“拱！流氓！”
回到学校，班主任说现在是冲刺阶段，叫我做做样子，不要再逃课了。我就自己坐在教室最后边的角落里，边听音乐边睡觉。有个历史老师讲着半节课突然说为什么他们厂会完蛋？因为他们厂生产的是机床，买一台要用好几十年，不像有些厂生产的拉刀铣刀天天都要损耗一批，说罢全班就很自然地转头看向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傻逼就冲过来把我的随身听收走了。回到讲台上还说我们厂就是个要完蛋的厂，尤其你们这些学艺术的流氓，劳教所里已经预留好床铺了。我根本不想跟他争什么，在这复读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班里50同学我能叫出名字来的不到一半，怎么会在乎这么个老师。
下课直奔教师办公室，我问班主任哪个是历史老师桌子？然后拉开抽屉把随身听拿回来，班主任吓坏了，追出来说你都一年不学文化课了，以前是不想管我，这会你总要抓抓紧咯。我说放心吧老师，我不会耽误你们升学率的。班主任一下急了说你说的什么话，我明明是为了你的前途！
高考的时候，我妈又去求子校老师，麻烦他们让我跟厂里的孩子一道坐厂大巴去20公里外的考场。我又见到了厂子校里的宋大歪，丁大牙，在澡堂里抓着鸡巴的校长，还有那些一起陪考的家长，我一上来感觉车厢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每天中午，老黑会在考场外，骑着自行车一路喊着当心当心，冲开无数翘首企盼的家长带我去他出租房里吃饭。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什么是兄弟了，老黑买了很多肉做给我吃，号称能补充蛋白质，增强想象力。还怕我发挥不够超长，每天都去搞几瓶冰啤酒。我就连续两个下午高考迟到，穿着拖鞋醉醺醺冲进考场。守在门口的学生家长每次看见我就说，这又是老王家那个完蛋货，一年不如一年，有假装明白的说这傻孩子是受刺激了，连爹妈都不管他高考，在这耍酒疯呢。监考老师每次见到我就问，都发卷子了，你迟到了知道吗？我说按规定不是开考20分钟以后才不准进考场吗？看我脸红脖子粗的又问我是不是喝酒了？我说高考的规矩我懂，没说喝酒不能考试。被监考老师看见我这种酒精考验的老战士确实也很无奈，我就卷子随便做做跑出来继续找老黑和喜力喝酒。
都考过三年了，这东西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坐在那硬憋，除了把自己折磨够呛，纯属浪费时间。千万别指望什么灵光一现，考场上不紧张就算不错，还不如喝点酒放松下身心，刺激刺激想象力。
高考完后，我就经常跟老黑和喜力在一起。他俩去电台的摇滚节目做过一次嘉宾，我当时还拉着复读班的几个女娃一起听。但因为一个艺术修养太低，另一个陕北口音太重，决定把我塞进音乐台做主持人，乐队如果有了媒体支撑，还愁那些每晚守在收音机旁的女学生不从吗？
老黑跟喜力安慰我说，美院一年只招一两百人，考生有那么多，我肯定还是没戏。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把他们学校填到第二志愿，这样我就能再跟老黑做两年同学，还有一群体育系高年级的学生罩着。进去了一起搞搞乐队，泡上几个白净点的村妹。更何况现在又有一个电台主持的兼职等着我，这叫电波里的情人。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用我充满磁性的声波，通过无线电波，划过夜空里的宇宙光波，震颤着文艺女青年胸前的大波，所以必须重视。
我憋在屋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企划书，按照新开节目的设想，以及第一期节目的计划内容，又用鸭嘴笔画了少许花纹装饰，做成一套纸质PPT，由喜力承上。没过几天我就通过了面试，开始实习了。我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先把一部分行李扔到老黑那去，省得到时候报到还要大包小裹。不论高考分数还是专业成绩，我都超过分数线太多，所以也懒得关心到底录取到哪一步。
喜力那会已经跟去年楼下的外语系女娃同居，租在一间小小的农民房里。他还买了很多报废零件，用老钳工的手艺拼出一台电脑，叫我随便玩耍，可惜这个破烂很不争气，只有看黄色录像的时候不会蓝屏。喜力的媳妇在很远的地方给人做家教，老黑这会大概是用他东北口音的粤语歌勾搭了不少农村女大学生，各个风华正茂，但是避孕无套。喜力把媳妇放在横梁上，我坐在后边，我们穿行在夏天夜晚每一条空旷的街道，我希望这个夏天永远都不要过去。等离开那个毫无希望的工厂大院，我就会和他们一样，我永远和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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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31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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